行业动态|德国双元制教育如何来配合聚焦先进制造的产业政策？
德国的教育体系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简单地讲，德国的人才培养体系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应用型”人才和“学术型”在本质上的区别，以及二者在先进制造工业体系中的重要性。不仅搞发明创造的科学家重要，把发明创造转化为产品的工程师、技术员同样缺一不可，而且需求量巨大。研究型大学是培养学术型人才最好的场所，而企业却是培养应用型人才最为关键的要素。德国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体制叫“双元制”，即由企业和学校双重主体联合培养适应企业技术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德国的教育体系，默认人的禀赋天生有所不同，人应该各尽其职。因此德国的学生，通常在小学毕业后，就会陆续据其禀赋和意愿被分流到应用型和学术型两种继续深造的道路。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后，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流向“双元制”的教育体系，进行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学习。德国“双元制”的一大特点是企业在双元结构下具有主导地位。企业开放学徒培训岗位，目的就是为企业培养定向人才；而学校是为企业的人才培养需求服务的。以双元制申请流程为例，适龄青年如果想接受双元制教育，必须首先寻找愿意提供培训的企业，获得培训位置后，与企业签订合同，之后再到相应的职业学校登记入学。“双元制”学习期间，学生通常会花70%的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践性的学习，30%的时间在学校进行理论性学习。学生接受“双元制”教育期间的学费，由企业以发放实习工资的形式负担70%左右，学校（政府）和个人承担剩余的30%左右。在这样的体制下，学生完成学制并通过由德国行业协会组织的全国统一考试后，就可以成为企业的正式员工。德国劳动力中，获得职业教育学历的人才比例一共为60%，其中接受过双元制教育的职业人才比例高达50%；德国大学本科学历获得者占劳动力比例为13%。而在中国2020年新增的劳动力人口中，接受中专和大专教育的人才总比例不足50%，本科学历获得者却高达27%。中国的本科教育以“学术性”教育为主，问题是，中国究竟需不需要这么多的本科“学术型”学生？根据《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8届本科毕业生 “受雇工作”的比例仅为73.6%，低于高职高专毕业生10个百分点左右。而2020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295万美团骑手中，本科生占骑手总量的比例竟达到了24.7%，这说明很多大学毕业生选择转行做送外卖这样几乎无门槛的工作，这是对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极大的浪费。所以，如果我们想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把这些“学无所用”的大学本科生转化为“大有作为”的先进制造人才，德国的“双元制”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从德国的双元制我们可以看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是人才为企业所“用”，因此德国的职教机制中涉及的主体既包含政府和学校，也包含企业和社会；在这几个角色的关系中，企业担任着主导的角色，企业提出用人需求并提供培训，学校、政府和社会为其提供匹配的服务。这是一种“以企业需求为中心”的人才培养制度。相对地，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以政府开办的职业学校为主体而进行的，企业等社会力量在职业教育中的参与十分有限。学校教育与产业需求割裂，学校的社会化程度低下，导致中国的职业教育质量低下成为必然。第二，在学术型教育和应用型教育之间应该有自由公平的转化机制。中国目前的“学术”与“应用“分流机制，主要是通过中考和高考等单一的考试方式决定，缺乏互通的桥梁机制。换句话说，一旦学生进入职业教育轨道，未来就很难通过努力转换到学术教育体系。这种对学生的发展道路“一锤定音”的分流方式，会让家长和学生尽其所能利用“考试套利”去避免走上职业教育的道路。而德国的学生在“应用”和“学术”教育体系之间是有切换通道的，学生在分流后也并非必须“一条路走到黑“，在选择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有了这种灵活的转化机制，学生和家长就不会产生道路“锁死”的恐惧，而能从实际出发，最大程度上做到因材施教。第三，“双元制”的有效运转，不仅有赖企业和学校的合作，还特别依靠政府和行会提供的支持和监督。德国的双元制体系，得益于一整套由政府和行业商会共同履责的管理监督机制。联邦政府下的教育部门主要负责立法、资助、制定政策；州职业教育委员会与下属地区委员会参与职业学校的管理与协调；地区行业协会则组织实施监督双元教育落地的种种事宜。德国的各行业协会在监督企业实施教育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监管的内容包括“认定教育企业资质”、“审查管理教育合同”、“组织实施结业考试”、“调解仲裁教育纠纷“等一系列具体事务。因此建立一套保护学生利益的法律、法规、监督体系，是发挥双元制教育优势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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